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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  

2014-08-12 16:53:51|  分类: 推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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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新加坡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任所长郑永年与前任所长王赓武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这两位前后辈的学者,都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各具风采。相比王赓武的英伦绅士风度,郑永年身上依然保留着中国乡村的质朴气息。
  郑永年生在浙江余姚乡下,上大学以前,一直在农村生活。1981年,郑永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当时从城市来的同学都反感政治,而郑永年是从农村出来的,并没有对政治的恐惧感,他对历史包括共-产-党历史充满兴趣。
  在北大,郑永年待了整整九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留校任教两年。在充满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郑永年积极参与以《读书》杂志为中心的思想讨论。他教的是西方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思潮,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敏感的课。1990年,郑永年想:“与其空虚度日,还不如到美国留学。”他幸运地申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全奖的奖学金。
  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最初的几个月,郑永年感到很不适应。他在中国没有摸过电脑,但在美国不仅要用电脑写文章,还要用英文直接来写。但老师非常鼓励他,给他很多自由的余地。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导师给郑永年许多选择的空间,一开始,郑永年想研究尼采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解读尼采,后来发现:“我所理解的尼采,不是真正的尼采。”只好放弃。郑永年对农村很了解,便想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后来发现也做不下去:“倒不是不熟悉,而是太熟悉了。做着做着,就可能有情绪的东西出来,不够客观。”最后,郑永年把题目换成研究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当时普林斯顿风云际会,正有一批从中国来的名人,多从体制内部出来,有丰富的社会和政治经验。郑永年和他们交谈,直接学到了中国体制实际运作的知识。从此,郑永年写博士论文得心应手,1994年提前做完。1995年博士毕业以后,郑永年得到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两年博士后。
  普林斯顿如同一个世外桃源,波士顿则汇集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名校,学术讲座很多。郑永年目标明确,博士后研究的项目是中国民族主义。在费正清中心,他去饭堂总会碰到老教授,他经常见到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并有机会陪老先生喝茶聊天。郑永年感慨:"学问’是中国的词,但是中国有学,没有问。我在美国感觉‘学问’,有一半是问出来的。”
  在哈佛大学,郑永年感觉学科之间没有界线,他学政治学,也常去听人类学、社会学的课。相比之下,他感觉中国的大学把专业分得太清了。在海外生活多年,郑永年一直在思考:“不仅仅在中国而是整个亚洲,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跟方法论有关系。我们往往太过机械地学习西方的方法,所受的教育是微观的,美国也有微观的教育,但是美国有很多制度使教育既宏观,又微观。美国的社会科学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欧洲人提出了很多的思想,跑到美国来做实证研究。早期西方的社会科学从15世纪以后开始发展到近代,出现了马克思、韦伯等等,建立起一个宏大的体系,后来慢慢地发展进入微观研究,因为只有微观才能有新发现。但是中国在宏大体系上还没有走过,就直接跑到了微观。这是‘见树不见林’。亚洲学界现在应用性的东西比较多,原创性的东西比较少。到今天为止,世界性的社会科学还是没有中国的份额。”
  郑永年与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颇有交往。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但使他名声大振。后来傅高义又写过《亚洲四小龙》。那时候,郑永年也对亚洲四小龙充满兴趣,认为“四小龙”是西方之外的另一个发展模式。新加坡是“四小龙”之一,刚好到哈佛大学去招人,郑永年便想到新加坡工作。1996年底,郑永年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后,便开始在波士顿与新加坡之间两头跑。1997年,他正式到新加坡工作。2005年,郑永年去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立了一个中国政策研究所,后来又应王赓武先生之召,回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
  在新加坡十多年了,郑永年还是中国公民。他说自己放弃了多次入籍外国的机会。郑永年至今不能参加新加坡的选举投票。但他盛赞新加坡制度开放:“新加坡在国际上找人才,不管身份如何,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就会吸收。”
  现在,郑永年至少一个月回中国一次,有时甚至一星期一次:“我自己出身农村,还经常去农村看一看。搞中国研究,没有这个感觉,把握不好。”
  郑永年喜欢用“理解中国”来说明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在他看来,欧美的学界很难理解中国。“老外批评中国是有的,但是都比较肤浅。老外解释中国,就像中国解释西方一样,中间有一个文化的差异。我觉得解释中国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了,理解世界的东西不够。哲学家的两个任务,一个是解释世界,一个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把解释世界搞清楚。中国学者解释世界的功课做得不好,但是每个人都想去改造世界,我自己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主要是解释世界,不是去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是副产品。我一直在解释中国。”
 


学者苗实:甘为思想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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