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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历)官邸制是中华官场“老传统”  

2014-11-13 15:45:43|  分类: 阅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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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制是中华官场“老传统”

吴钩无语的博客
凤凰博报 由你开始 吴歌清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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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歌

《水浒》写林冲被逼上梁山,起因是一位叫高衙内的青年公子看上了他的老婆。高衙内是权臣高俅的儿子,衙内并不是这小子的名字,而是当时对官二代的一种习称。

衙内早先是对皇帝内宫宿卫官员的称呼。后来怎么会把官二代叫做衙内?这是因为与他们随做官的父亲所住官邸有关。北宋诗人孔平仲在《珩璜新论》卷四中说:“或以衙为廨舍,早晚声鼓,谓之衙鼓,报牌谓之衙牌,儿子谓之衙内。”孔平仲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曾任秘书丞、集贤校理,出知衡州,户部郎中,提点江浙铸钱、京西刑狱等官职,当时有“三孔(孔平仲三兄弟)二苏(苏轼苏辙)齐名之称,按他的这个说法,当时官员是住在官衙内的,前面是办公场所,后面就是居住之官邸,所以,官员的儿子也就以“衙内”为称呼。

现存最早决定为官员提供官邸的文件是刘邦的一份诏书。这份于汉高祖辞世那年三月(公元前195年)发布的诏书说:“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虽然这个诏书具有遗诏性质,强调的是自开创大汉天下之后对功臣官员的恩赏待遇,以及对“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的明确,但是,其中透露了对列侯赐给宽大住宅和对两千石级别的官员迁居长安安排稍小住宅的信息,这就是刘邦解决官员住房的具体做法,可以看做国家向官员提供居住官邸的正式依据。

有研究者称,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中央集权的君王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国家给官员解决的住房大都是机关宿舍性质,与赏赐给功臣勋爵的宅第是不同的。《汉书》卷三十九记载了与一段曹参住房有关的信息:曹参在长安城内的住房里,可以听见附近官员宿舍内的喧哗:“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曹参曾任齐国相和汉朝丞相,又有列侯爵位,因此,他的“相舍”属于君王赐予的“大第室”,而“吏舍”可以“日饮歌呼”,显然就是一般官员居住的机关宿舍了。它们都应该是国家提供的官员住房。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描述说:“府廷之内,吏舍比属”。可见当时机关宿舍模式的官邸也挺有些规模的。

在各代史书里,可以看到一些官员是出生在官邸里的:南朝宋武帝刘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出生在镇江,辛弃疾曾有词赞道:“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据《宋书??卷四十一》记载: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东晋晋陵郡功曹,晋陵郡办公地就在丹徒,丹徒官舍无疑就是刘翘所住的官邸。《宋史?孝宗纪》记载南宋孝宗皇帝赵昚“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赵子偁被封为秀王居住秀州。《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据《曲洧旧闻卷三》记载: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他出“生于司户官舍”,后来,人们把这个住宅改称为“六一堂”。

古代不仅为官员提供官邸居住,还提供成套家具和摆饰。明代海瑞在《海瑞集?兴革条例》中记载了当时县级官舍配备的家具设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多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有19种。不过,这官邸和所有家具摆饰都属于公家,官员在任期间可以居住和使用,卸任后是必须退还出来不得占用的。史书记载,唐玄宗初期,有位宰相李日知申请退休,得到皇帝批准之后,很快搬出了原来的住房,《大唐新语?卷三》记录道:李日知“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意思是退还官舍后搬进别的房子居住。显然,他原来住的是宰相官邸,不当宰相了必须搬走。

随着官员队伍不断庞大,国家财政难以提供众多官员入住官邸,首先不再向京官提供免费官邸。这大约是从唐朝开始。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姚崇,私人住所地处僻远,为了上班方便,就在附近的旅馆里租了个房间住。《旧唐书?卷一二四》说:“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后来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唐玄宗知道后,下了个谕旨,让姚崇住到“四方馆”,还让妻儿老小同住。四方馆是唐朝政府接待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认为宾馆太过豪华而不敢居住。最终,唐玄宗让朝廷掏钱,破格为宰相在中心地段新建了一所合适的住宅。宰相可以得到君王的照顾,那些小官员就没有这样福分了。宋朝有个司级官员江休复,历任地方和部局,最后的官职是刑部郎中,算是朝廷里的厅级官员,他曾经撰文抱怨道:“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江邻几杂志》),可见那时房租不算便宜,月初等发官俸时觉得日子很长,月底要交房租了却觉得日子过得那么快。宋朝官员官俸不低,他却觉得如此不经花费,说明当时生活费用不低。

对于地方官,历代皇朝却始终给予任职所在地的免费官邸,而且连同随任家属一起居住,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清朝结束。这其中除了照顾性质,还隐含了控制官员在任职地贪腐房地产的意思。有的皇朝就还专门出台规定,禁止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入私房,对违规官员处以惩罚。元朝灭了南宋之后,大批蒙古官员进入江浙地区,他们觉得分给自己的住房不够好,就想办法低价贱买或者租住当地的民房,激起了民愤民怨,为各地的抗元斗争火上浇油。考虑到稳定和谐的需要,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严令,禁止蒙古官员在江浙等地购置房产。清朝建立之后,也采取了相似制度,不光限制官员购房,还限制旗人购房,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如发现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当地官员也有责任向朝廷举报,如不举报,一旦查出,跟着买房的旗人一起受处分。明朝的规定比较有意思,官员只能入住当地官邸,或者租房居住,如果在任职地买了房产田地,被朝廷知道了,处罚很严重:光屁股打五十板子,撤职罢官,没收违法房产田地。这在《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写得非常明确:“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

1949年之后,新建的共和国也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官邸制度,大到京城,小到县城,几乎都有成块的官员住宅区,达到某个级别的官员家庭都住在里面。房子或是政府出资新建,或者就是没收的豪宅别墅,比如南京的西康路一带,北京的西山和围绕紫禁城一带。除了在政治上被打倒,许多官员及其全家大都可以长久居住其间,甚至传于下代居住。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住房改革才被打破。不过,不少地方官员家庭得以在房改过程中享受到购买官邸优惠。

历史表明,官邸制是中华官场文化的老传统之一。据称研究者认为,实行官邸制度对于防止官员贪腐、推动官员清廉大有益处。这显然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不过,吴钩无语认为,如果对外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对内实行官员财产定期审计监察,并且严格规定官员拥有和居住住宅面积、房产额度,大概比推行官邸制要快捷、简单和有效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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